世界電力市場改革的一個重要經驗是，電力市場改革需要政府主導和法律強制。政府主導和法律強制是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政府主導如果沒有法律支持，執行起來沒有強制性和權威性；相應地，對于這種可以選擇的改革法案，法律的強制來源于政府的改革意圖，如果政府不想從事這方面的改革，也不會向議會提交相應的法案。對于這一點，過去我們在總結經驗時往往只強調所謂國外“先立法后改革”的經驗，其實這是不全面的，因為這里面忽視了政府的主導作用。

政府主導

政府組織和推動電力市場改革被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電力工業原本是國家壟斷經營的，政府不改革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革；其二是電力工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和公用事業，是任何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政府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有動力推動改革。從英國電力市場改革的過程分析，政府主導電力市場改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地看，改革前英國電力工業國有化壟斷經營不僅效率低，而且給政府財政預算帶來很大的負擔。與經營效率低下所招來的社會批評不同，撒切爾政府感覺到首當其中還是政府預算的負擔，這也是英國政府電力市場改革首先從私有化開始的原因。如果不考慮市場化改革，英國政府的私有化改革的理由也非常充分，美國電力工業以私有化為主，電力工業不是也一樣得到了很好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英國等歐洲國家進行電力工業的國有化壟斷經營改革時，認為只有國有化壟斷經營才能保證電力工業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才可能降低成本和電價，使廣大用戶受益以至整個社會受益。但是，相比于以私有化為主的美國電力工業，英國電力工業并沒有實現更好的效益目標，相反每年政府還要從財政預算中安排大量的建設經費。因此，當時的英國政府主導電力市場改革既有迫于財政預算壓力的無奈，也有為廣大消費者或用戶謀取福利的動力。好比1985年我國政府實行集資辦電政策一樣，經濟迅速發展產生了大量的電力需求，需要大量的建設資金，而中央政府無論如何也拿不出這樣多的資金投入到電力工業，所以被迫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從這個角度看，只要政府真正推動電力市場改革，就沒有不能成功的。

不過，從俄羅斯等國的改革經驗來看，政府作為推動電力市場改革的力量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由于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政府領導人的意志并不一定就是政府管理部門的事情，電力工業國有壟斷經營自然會給相應的政府管理部門帶來權力尋租，當政府管理部門參與決策或者執行決策時，政府在電力市場改革中的主導作用可能會受到影響。俄羅斯電力市場改革經過了四次改革后才終于走上正軌，很難說是政府管理部門不懂得怎么做，而第四次由時任總理普京親自負責后才終于初步完成。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政府主導的重要性。作為一個規律，電力市場改革方案設計中一定要為電力市場改革尋找和安排真正的推動主體。有些政府管理部門本身就是改革的利益受損者，他們不能成為改革的推動力量。受損者，也是利益方。所以，政府主導的改革應該理解成政府領導人主導的改革。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一些國家或地區的電力市場改革往往有政府領導人的影子存在，如英國電力市場改革是撒切爾夫人決策的直接結果。我國電力市場改革也有朱镕基的影子。

政府主導也包括對自己的改革，因為沒有其他力量能夠推動政府的改革。在我們這樣一個轉軌經濟國家，政府的電力工業管理體制正在經歷從管理到管制的轉變，而管制的形成是電力市場改革和運行的前提條件。電力工業是國家的重要基礎設施，政府不可能不管電力工業。管理是指政府對電力企業活動的控制，具體表現為各級政府部門對電力工業或企業廣泛、遲緩和非透明的管理。如果說政府管理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那么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電力工業的管理要從政府管理轉移到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是指政府以經濟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政府只負責制訂電力的法律、法規，并通過專業的電力監管機構進行集中的、有限的和透明的管理，電力企業自主經營。政府管理適用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的垂直壟斷的電力工業或電力企業，而政府管制適用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私有化的電力工業和電力企業。凡是實行電力市場改革的國家，在由國有垂直壟斷向市場化、民營化的方向轉化時，必須相應地轉變政府管理方式，在電力市場改革的同時，也相應完成從政府管理到政府管制的政府管理體制變革。另外，在政府主導的層次上，與英國等國家的政府全面主導的模式相反，美國聯邦政府采取了分層次主導的不同形式。美國學者認為，電網和環境管制應該在國家或區域層次上完成，而州應該保留在什么時間和怎樣進行零售競爭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