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海上風電開發商們，正在重復八年前陸上風電的圈地軌跡——大規模圈海。僅江蘇南通市一地，目前就云集龍源電力集團股份公司(下稱龍源)、中廣核、中水電、大唐新能源等多家風電開發商。

他們看中的，是南通206公里的海岸線及307萬畝灘涂。目前，南通附近海域的海上風電發展規劃，已經做到了2030年。

6月初，繼在江蘇多地圈海之后，龍源開始進軍嶺南市場，其在廣東首個全資項目子公司——龍源惠州新能源公司注冊成立。同時，龍源、國電廣東公司和南方電網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貌似一片紅火，但中國發展海上風電的瓶頸仍未打破。中國首批海上風電特許權項目招標結果早于2010年10月出爐，但至今四個項目有三個仍未啟動。

6月19日，“2013國際海上風電及風電產業鏈大會”在滬召開。會議主辦方樂觀地稱，龍源如東15萬千瓦海上示范風場在去年底的投產，是風電行業回暖的標志。不過更多與會人士對此態度消極，認為回暖信號暫不明朗，海上風電則更加悲觀。

按照“十二五”規劃，中國2015年底海上風電裝機目標為500萬千瓦。截至2013年6月，竣工項目總量僅為30萬千瓦。

目前，已獲國家能源局路條的17個共計395萬千瓦裝機容量的海上風電項目，均面臨地方政府缺乏積極性、多頭管理、電價機制不順、技術滯后等諸多困境。業內人士指出，實現“十二五”規劃絕無可能。

熱臉遇冷

龍源專家委員會委員楊校生認為，風電是清潔能源，致力于能源結構轉型和環境污染治理的中國各級政府，應對企業投資海上風電給予熱情支持。

與風電開發商火熱的圈海欲望相比，各地政府則反應冷淡。這并不奇怪，對于投資大、稅收多、且能夠解決大量就業的項目，地方政府總是“求賢若渴”;而風電尤其是海上風電，則恰好相反。

南通市是國內風電發展較快的地區，目前該市現有沿海風電裝機容量為65.15萬千瓦，年發電量16億度，實現產值7.98億元，但從業人員僅為167人。

風電是可再生能源，享受國家政策優惠。增值稅改革后，風電場設備可做進項稅額抵扣。故風電場建設運營的前七年內，地方政府幾乎拿不到稅收。而同在江蘇的連云港田灣核電站，每年地稅入庫則超過10億元。

業界曾普遍認為，制約海上風電發展的政策性因素主要是“多頭管理”，其涉及海洋、漁業、交通航運、環保和軍事等多個部門，協調不易。

一位能源央企高管則反問：“多頭管理在各個發電產業中普遍存在，但為何只有海上風電發展受阻?”

楊校生認為，地方政府拿不到錢，卻要為海上風電企業去協調交通、海洋和民防等事務，“換誰誰也不愿干”。

地方政府缺乏積極性，成為海上風電規劃宏偉卻紙上談兵的最主要原因。此外，海上風電甚至可能影響其他產業的投資。

陸上風電場，一般位于人煙稀少的地區，不會對周邊活動產生過大影響。而海上風電，特別是最常見的潮間帶和近岸風電項目，卻位于寸土寸金的中國海岸線上。

“如東縣沿海70%的海岸線被風電項目占據，嚴重制約了沿海開發和其他產業的發展。”南通市海洋局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受電磁力和電纜的影響，風電項目與其他二三產業無法共存，甚至對民生有所影響。有當地群眾表示，當風機運轉時，附近電視無法接收信號，屏幕一片模糊。

海上風力資源亦很豐富的江蘇啟東市，坐擁六大國家級中心漁港之一的呂四漁港。當地諸多漁民表示，反對啟東建設海上風電場。為此，啟東市政府提出搬遷沿海近岸風電項目的設想。

迫于各方壓力，中國多個海上風電項目被迫擱淺或取消。龍源曾計劃在啟東烏龍沙附近海域建設20萬千瓦海上風電項目，預可研報告已經通過，后因遭遇各方反對而取消;山東魯能的東臺潮間帶項目，最終向深海推進了15公里，成本比原預算大為提升，導致項目至今未啟動;江蘇大豐的30萬千瓦近海風電項目，則因穿越珍稀動物麋鹿的保護區，審批時間一再延長。

南通市海洋局表示，“海上風電是清潔能源，我們總體上態度是支持。但在這之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重重掣肘

在陸上，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裝機大國;但是在海上，中國風電總裝機量不過30萬千瓦，與歐洲500萬千瓦的裝機量相距甚遠。

海上風電進展遲緩，除了地方政府的態度外，機組技術、電價政策以及并網送出機制等，都對其形成掣肘。

2010年10月，中國海上風電第一期特許權招標結果出爐，第二期招標蓄勢待發。彼時，業內普遍認為海上風電會重復陸上風電的輝煌，迅速迎來黃金發展期，但這顯然是盲目樂觀。

第一期特許權招標中，濱海項目中標價格為0.737元/千瓦時，而魯能東臺項目中標價格僅為0.6235元/千瓦時。“結果極不理性，能源局本希望通過特許權招標過渡，最終確定海上風電的標桿電價，不料沒有任何參考價值。”楊校生說。

世界著名風機制造商維斯塔斯相關人士介紹，海上風電的成本約為陸上風電的2倍到3倍，因此需要更高的電價。而中國陸上風電標桿電價最高值為0.61元/千瓦時。各中標電價很難覆蓋成本，東臺項目還因海域改變導致成本大增，項目擱淺。

電價政策不明朗，嚴重制約了海上風電發展。今年2月，國家能源局組織海上風電各個利益相關方開會，能源局副局長劉琦要求“研究制定海上風電的標桿電價政策，引導海上風電產業持續健康發展”，但此后再無下文。

經過一輪裝機大躍進后，并網成了中國陸上風電最大的尷尬。但海上風電亦無法順利擺平這個難題，且情況可能更為復雜。

中國海上風電場多為潮間帶項目，需要鋪設海底電纜，并在陸上安裝變壓器。這些電纜和變電設備均需進口，價格不菲。“讓電網去投資這些輸變電設備，根本不可能;若由風電企業承擔，海上風電成本還會進一步上升。”一位不愿具名的風電企業高管稱。

其進一步表示，電網本身不歡迎間歇性電源，即便風電企業投資了輸變電設備，電網亦無熱情接納風電。

中廣核發給記者的書面回復中亦稱，海底電纜施工難度大，安裝建設維護成本高，是企業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

裝備制造水平，更是中國海上風電的短板。龍源如東潮間帶示范風場，共安裝了國內九個廠家的16臺海上實驗機組，包括金風、華銳、明陽等名企的產品。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肯定會被扎嘴。”楊校生稱，建立試驗風場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國產機組到底行不行”。結果運行一段時間下來，小毛病不斷涌現。

海上風機停機維修的成本很大，故對其質量要求很高。“不像陸上開著車就去了，出海需申請，如果海風較大，根本沒辦法維修。”

維斯塔斯相關人士則指出，國內風電開發商亦有待成熟。風機制造商不光是賣設備，還應考慮客戶有無相對成熟的海上風電風險管理意識和思路。

這家世界最知名的風機企業，目前在中國沒有接任何一單海上風電生意。“我們仍在談，但總在某些方面無法達成一致。”該相關人士說。

困境何解

上海東海大橋，是中國第一個海上風電項目，其項目財政補貼將于今年到期。據《21世紀經濟報道》稱，東大橋項目建成至今盈利主要靠補貼，其業主希望能夠將補貼期再延長三年。

這個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獻禮工程”，如今在眾多業內人士眼里，儼然成為了華銳風電冒進和海上風電“小病不斷”的縮影。以此為鑒，其他業主投資海上風電將更加謹慎。

楊校生認為，目前應盡快推出海上風電標桿電價。此前特許權招標報出的低價，不是正常市場行為。有關部門可用聽證會的形式，召集國內專家學者和企業人士，在現有海上風電運營數據的基礎上，“議一個價格”。之后再根據實際執行情況，做適時調整。

另有多位風電業界人士稱，應該由一個行政級別更高的政府部門來統一管理，他們均指國家能源局級別不高、協調能力有限，無法調動海洋、交通、電網、軍事等相關部門，因此才會出現海上風電“多頭管理、誰也不管”的局面。

在丹麥，海上風電由丹麥能源署統一管理。所有涉及漁業、交通、航運、軍事等問題，統一歸口至能源署解決;能源署無法單獨解決的問題，有權要求其他部門給予配合。

針對目前風電建設無法給地方政府帶來豐厚利益的問題，有關人士稱，可用“配額制”方法，強制想上馬化石能源項目的地方，配套上馬清潔能源。

不過，亦有政府人士稱，正是配額制這種強行攤派方式，導致圈海運動愈演愈烈，近岸風電機組越布越密，造成一系列問題。

南通市海洋局提供的資料顯示，國家強制性要求火電企業必須擁有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這導致對風電場爭奪十分激烈，有的投資商不計成本地爭奪項目，圈占風力資源好的區域，給周邊產業和民生造成了影響。

一些專家追問：現階段中國需不需要海上風電?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已經明顯放緩，對能源的渴求亦無從前迫切。陸上風電棄風現象已非常嚴重，更遑論剛剛起步、成本更高的海上風電。

楊校生認為，中國應將能源轉型的眼光放長遠些。根據歐洲經驗，海上風電可以信賴。即便當下能源需求并不迫切，也應提前布局、盡早規劃，“而中國海上風電，目前沒有正式規劃，在什么地方建、發展多大規模、由誰來建，這些都沒有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