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鼎，1929年出生，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著名的地球物理、海洋地質學家。1952年，他從北京大學畢業后來到中國地質大學，參與創建了地球物理系，用物理學的方法研究尋找石油，執教12年，桃李滿天下。離開學校后，他不但跑遍了中國海的東西南北，更領導100多位科研人員，把30年海上收集的數據凝聚成中國第一套系列海圖，總結出中國海的演化史。這套系列海圖對我國的海上油氣勘探、環境災害防治、航海等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國內外同行稱他為“中國海洋地質之父”。在中科院,人人都知道他習武尚俠，喜歡寫詩填詞，享有“大俠”和“黃埔教官”的贊譽。
 
■ 心儀原子彈卻與石油結緣
 
   
    劉光鼎先生１９２９年生于書香門第家庭，在北京完成中學學業后，因為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原子彈的威力，１９４７年在報考大學時很想學物理，盼望實現研究原子能的夢想。這一年，劉光鼎同時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體育系和山東大學物理系的獎學金，他之所以也選擇考體育系，是因為體育系吃飯都可以免費。不過最后他還是選擇了山東大學物理系。但是他到山東以后深感壓抑，覺得這里的政治氣氛不好，學習空氣很差。不到一年他又回到北京重新考大學，并順利考取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的獎學金。同年，他在革命老前輩張碩文的介紹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劉光鼎與石油結下不解之緣，是從兩位石油界前輩的一次傾心夜談開始的。那是１９５１年７月，譚承澤老師帶領劉光鼎等９名同學離開北京，前往延長實習。說是實習，實際上是黨組織深有用意的安排。當時的系主任饒毓泰，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去世前帶的博士。作為系主任，饒博士正為他學生們的前程擔心，因為，要在理論物理上學有所成，還必須到國外繼續進修，這在當時是不現實的。恰在此時，為了創建新中國的石油工業，地質礦產部和燃料工業部正焦急地向北大延請人才。于是，有了這次特別的實習活動。
   
    到達陜北銅川后，劉光鼎和同學們見到了陳賁、王尚文兩位地質學家。陳賁是中共地下黨員，與康世恩同學，于１９３８年左右畢業于清華大學地質系，王尚文與陳賁同班，他們都是中國石油地質界的先驅者。在銅川四郎廟停留期間，一天晚飯后，陳賁先生主動找同學們談話。他向同學們介紹了自己工作的經歷和體會，希望同學們投身到祖國石油建設中來。陳賁說，“一個國家要發展，不能沒有石油，石油如果不掌握在國家手里，國家不能強大也沒法發展”。多少年過去了，劉光鼎對這句話依然記得格外清楚。正是這次整夜的秉燭夜談，啟蒙了劉光鼎的地質認識，并且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他說，愛國就要報效國家，但報效國家的很多問題不是原子彈能夠解決的，石油關乎國家的經濟命脈，更實際一些。于是，此后的生涯中，先生與石油結下了不解之緣。
    結束暑假實習回到北大后，學校請中國地球物理界三元老之一的翁文波先生來講課。當時學校讓劉先生給翁先生當助教，白天翁先生講課，晚上，劉先生開大課再講一遍。教學相長，這也使得他的地球物理基礎更加深厚，與石油的關系也更近了。１９５２年，劉光鼎大學畢業后來到中國地質大學，與另外兩位老師一起創建了地球物理系，并開始了為期１２年的教學生涯，為石油戰線輸送了大批人才。
 
■ 傾心海洋30年 成果享譽海內外
 
   
    為了中國的海洋地質事業，劉光鼎白手起家，在海上漂泊30年，象梳頭一樣把中國海梳了個遍。我國的海洋物探起步很晚，1958年才組建第一個海洋物探隊；1960年劉光鼎從蘇聯考察回國后在北京地質學院成立了第一個海洋物探教研室，同年奉命組建地質部第五物探大隊。當時美國等國家對我國實行禁運，所需的儀器設備無法進口。海洋作業非同陸地，沒有儀器寸步難行。怎么辦？只有自己動手。對此，劉光鼎介紹說：“海洋物探的基本方法是用重力、磁力、地震、回聲測深、電法等勘測方法。我們什么儀器都沒有，完全是白手起家。我先是組織4個人，用3年時間實驗出了海底重力儀。爾后，通過轉口貿易進口了一臺航空磁力儀。但海上條件與空中不大一樣，大量噪聲干擾必須想辦法克服。共有3、4個人加入了改裝航空磁力儀的研究，終于突破噪聲關，精度達到2納特，接近了當時的國際水平。海洋物探最重要的儀器是地震儀，可當時我們只有用于陸地上的地震儀，在海洋環境中無法使用。于是我帶領大家自己動手改裝陸地地震儀，研制地震組合檢波器與接收電纜；1964年，我率領北京地質學院海洋物探研究室全體教師去南京地質研究所組建海洋地球物理研究室，又進一步應用鋯鈦酸鉛陶瓷（PZT-5）試制水下壓電檢波器，沒有經驗，也無從借鑒，完全靠自己摸索著干。接收電纜開始就是用電話線將檢波器綁在一起，有3000米長，上面吊有浮標。但碰到一個問題，當放炮時，繩子一拉檢波器就漂起成水平方向，無法測得數據。于是大家又研究出一種收放系統， 放炮時，先用繩把檢潑器收起，放完炮后再迅速把他放回水里，這里時間一定要控制好，10秒鐘內必須放回到預定地點。后來大家不停地琢磨，又研制出一種漂浮檢波器，不用電話線了，而是放在塑料管中，能收到更多的數據。1965年渤海海底構造和油田的發現，就是靠這些自己研制的重力儀和地震儀器。”有了儀器，還必須有探測船，開始他們向海軍借用831“汾河號”登陸艦進行實驗觀測，后來買了2條漁船，起名“星火一號、2號”，開展地震勘測，一條做爆炸船，一條做接收船。后來又增加了2條，“燎原1號、2號”，一條做重力，一條做測深。再后來，又造了2條1700噸“奮斗1號、2號”取代了星火號地震船。
    劉光鼎他們硬是靠著自己的雙手，這樣邊研制儀器邊工作開展了海上重力、磁力、地震、測深多種研究，而且采用了無線電岸臺與衛星定位等多種定位措施，大大提高了實測數據的精度。劉光鼎本人也隨著研究機構的遷移而輾轉于北京、南京、湛江、上海，但始終鐘情于中國海的第一線。在劉光鼎的領導下，我國海上物探取得了過硬的實測數據。從1986年開始，他借調100多位業務骨干，歷時6年，編制出了我國第一份系統的、精度極高的系列海圖，描述了中國海洋的地形地貌、地球動力學、新生代沉積盆地與礦產等。9幅系列海圖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海洋油氣資源勘探開發，以及維護我國海洋主權與權益有著重要的意義。1992年，系列海圖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重要成果在第29屆世界地質大會上展出后，立即引起國際地學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美國、前蘇聯、日本、韓國、土耳其等國家的著名地質學家紛紛索取。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的Hilde教授自此對這套系列圖無法忘懷，講課時屢屢提到它，夢寐以求地希望得到一套，1998年劉光鼎訪問A&M大學時終于使Hilde教授如愿以償。這套圖已經被國內外越來越多的重大科研項目作為基礎資料廣泛引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太平洋與大西洋編圖委員會”將系列圖中的8幅原封不動地收入《世界海洋圖集》。
    劉光鼎掛帥完成的“中國海地質構造研究及含油氣性質研究”和“中國海區及鄰域地質地球物理系列圖”，分別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和地質礦產部科技一等獎。這兩項重要成果，加上其他相關著述，奠定了劉光鼎在我國海洋地質領域的顯著地位，被國內外科學界稱為“中國海洋地質之父”。
 
■ 坎坷治學 悲歡情寄詩詞間
 
    在海上漂泊的３０年，是劉光鼎為中國海洋地質做出巨大貢獻的時期，也是他感慨較多的歲月。其中的“天南海北二十年”，是最令他難忘的。那時，他女兒在天津，兒子在海南島，夫人在北京，他本人雖然工作單位在上海卻長期漂泊海上。在那動亂的年代里，他被定為“共產黨內的白專道路”典型而靠邊站。大部隊從南京轉戰湛江海域，他卻被留下不管，一度因衣食不保而靠打小工維持生活。突然有一天，連著三封電報催他歸隊，要他去解決海上勘探現場的實際問題，他因而又被封為“黨內技術負責人”，但現場沒有他的床位，他只能住在勘探測量船的電纜堆里。他收藏有４０箱書籍，當時卻為這些書籍無處可存的命運傷透了腦筋。他把這些書籍分為三類，一類是海內孤本性質的，他認為自己沒有權力拋棄它們；一類是對也從事地球物理教學研究工作的夫人有用的，他認為自己不應該把它們處理掉；最后一類是自己喜歡的各類書籍，他覺得可以處理掉。當把自己精心收藏的書籍當廢品賣掉時，劉光鼎傷心之極。硬皮的１分錢１斤，軟皮的３分錢１斤，他一共賣了３３元錢。用這些錢，他和朋友喝了一頓酒，然后上路。并作詩為證：“慷慨滄桑不悲秋，吳鉤看遍欲何求？人人稱道江南好，別時只剩一字愁。斗室酣飲大杯灑，江河湖海逍遙游。踏遍青山人未老，幾陣風雨壯志酬？”（１９７０年９月３日）
 
    劉光鼎領導同事們一寸寸丈量中國海的時候，并不是國家給了他這種任務。他的任務主要是研究沉積盆地,尋找海洋油氣。繼1965年發現渤海盆地后，1973年在北部灣海域發現潿西南大型背斜構造，隨后在珠江口發現一個巨大的新生代沉積盆地。同年，劉光鼎移師上海，任上海海洋地質調查局副總工程師兼綜合研究大隊長。綜合研究大隊經分析黃海地質地球物理資料，發現南黃海盆地由中央隆起分隔成兩個拗陷。用鉆探船進行鉆探，未獲得良好的油氣顯示，經分析主要原因是該處第三第沉積的油氣性差。從地質條件看，油氣勘探不能僅僅局限于南黃海，必須大力開拓東海。為此，劉光鼎和一批地質學家聯合起來，一再向中央提出建議，并首先在東海進行區域地球物理調查，發現東海海底具有三隆兩盆的構造格局，即在西部浙閩隆褶帶、中部釣魚島隆褶還和東部琉球隆褶帶之間有陸架盆地和沖繩海槽盆地，其中東海陸架盆地又有3個沉積中心。于是，集中力量調查位于浙江東部的西湖拗陷，發現其中局部構造成串發育，第三第地層厚，油氣性良好。在進一步地震詳查的基礎上，終于在平湖構造帶的第三第地層中鉆探到工業油流。
    1982年8月4日，當龍井二井“出油了”的喜訊傳來時，劉光鼎心情激動難抑，即興填“賀新郎”詞暢抒胸懷：“驚濤狂浪處。暴風雨，一臺聳立紅旗漫舞。東去大江淘沙泥，揚子黃河傾注，西湖海底盡沃土。花港玉泉占風流，長垣青峰花碧樹。鑿龍井，運神斧，疏星淡月伴盛暑。滄波中，翹首遠望，鵲橋待渡。萬里風訊警聲頻，此豈是長門路？叩藍關，悲歌暗吐。忽聞胡茄破晴空，八尺焰火映瓊宇。浮大白，唱金縷。”(注：根據朱夏院士的建議，東海陸架盆地中所探油氣井均以中國人所喜聞樂見的西湖著名景點的名稱命名，如花港、龍井等。)對此，一位研究文學的老先生評價說，“詩如其人”，劉光鼎的詩詞“非常大氣”，這支賀新郎就淋漓盡致地反映了劉光鼎的豪放性格和赤子情懷，尤其是詞的下半闋，細致刻畫了他翹首等等鉆探結果，擔心會有壞消息而徘徊不安，而一旦聞得捷報，則喜極而唱的心理過程。
   
    劉光鼎耕耘過的東海陸架盆地，后來陸續鉆探了18口井，其中11口探到了油氣，這是非常高的命中率。現在，東海盆地的天然氣正源源不斷地供應上海市場。我國海洋油氣勘探呈現出一片大好勢頭，渤海、東海大陸架、珠江口及瓊東南和鶯歌海，相繼發現了工業氣流，整個近海大陸架地區的六大新生代沉積盆地都展示了美好的油氣前景。
  
    ■  習武尚俠與治學相得益彰習武尚俠造就了他健壯的體魄和獨特的個性。
   
    生活中的劉光鼎先生，最大的樂趣是收藏閱讀武俠小說，在行駛的飛機上、汽車中，他手不釋卷，津津有味，自得其樂。他是有名的“金庸迷”，凡此夫子出版之書，他都一一收在柜中，并能如數家珍般娓娓道來。到目前為止，他已帶博士13名、博士后11名、碩士18名。這些博士、碩士與劉光鼎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喜歡“華山論劍”。在中科院，人們都傳言，若要考劉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第一次見面第一個問題就是“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嗎”，讀過的，談談金庸武俠小說的真諦，沒讀過的，借你一本，先去讀，讀懂了再來談。對此，劉先生不置可否。但是，劉先生對武俠書有其獨到的認識，他說：“我之所以愛看金庸的書，第一是他精彩過人的文筆，想象豐富奇特、合情合理卻又異峰突起。內容完全不受禮法、社會規范的約束，超乎常規，極富創意，這恰恰是一種創新精神。一個民族應該有創新精神，而科學研究更需要創新精神。其次，我看的不僅是小說中的槍殺打斗、纏綿緋惻，更注重文字背后所蘊涵的內容。從小說的字里行間你能讀出作者是在描寫一種人性，社會在不斷變遷，但人性卻是不變的。在金庸的小說中你還能聽出愛國主義的旋律在回蕩……”聽著他暢談金庸時的連珠妙語，你很難想象他是一位從事科研工作半個多世紀的科學家。
   
    作為從舊中國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地下黨員、科學家、高級干部，劉光鼎伴隨著世事的風風雨雨。自打立下為國家找石油的宏大誓言后，他“逐鹿中原”，“笑傲江湖”，“杖行天山”，五十年如一日，走遍中國。他強健的體魄得益于自幼習武，６０個寒暑修習不斷，練得一身爐火純青的太極拳功夫。在“天南海北二十年”里，劉先生寫了三本書：一本是他的專業著作《海洋地球物理勘探》，一本是后來學生們幫他收集的《漁樵之歌》詩詞選集，一本是《太極拳架與推手》。其中《太極拳架與推手》１９８０年初版時印行４．２萬冊，３年后再版時印數達３３萬冊。熟悉太極拳師承關系的人都知道，幾百年前的陳家溝太極拳分為兩支傳后，現代歷史中的陳長興太極拳兩大名宿劉元化（光斗）和劉晚蒼，就分別是劉光鼎的大哥和堂兄。
    劉先生為人開朗豁達，生平最恨恃強凌弱之徒，面對不平之事，總是仗義執言，敢為敢當，是中科院公認的“大俠”。１９９９年，劉光鼎七十大壽時，學友們紛紛為他題詞。“鼎言九重持正義，君子德行勵后生”，“光明磊落中流石?鼎力拼搏書山樵”?“光前裕后?鼎業有成”等聯語，堪稱他激揚學術、光大人生的最好寫照。
 
 
附：劉光鼎院士檔案
    １９２９年生于北京，祖籍山東蓬萊。１９４８年９月參加革命，１９５２年７月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隨即在北京地質學院任教１２年。１９５８年組建中國第一個海洋物探隊，任隊長。１９６４年任地質部海洋地質所地球物理研究室主任，第二海洋地質調查大隊技術負責人，海洋地質調查局副總工程師，綜合研究大隊長，１９８０年任地質礦產部海洋地質司副司長、石油地質海洋地質局副局長，１９８９年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所長，１９９３年當選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理事長。１９８０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１９９３年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劉光鼎院士長期在第一線從事油氣勘探與中國大地構造研究。先后發表《海洋油氣勘探與開發》、《東海地質與油氣勘探》等專著，涉及到海洋地質、油氣勘探和地球物理領域的廣泛問題。近年，他從地球物理場出發探討“中國大地構造宏觀格架”、“礦產資源的地球物理預測”、“中國前新生代海相殘留盆地”等問題。共發表論文８０余篇，譯著３４部及講義、報告、科普１０冊。“七五”期間主持國家攻關項目《尋找大油氣田的理論與方法技術研究》、“八五”期間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陸相薄互層油儲地球物理研究》、１９９６年當選“８６３”“海洋探查與資源開發技術”專家組成員、２０００年擔任“９７３”中“疊合盆地”與“邊緣海”兩個項目的專家。先后兩次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獲中國科學院“竺可楨野外工作獎”、李四光科學榮譽獎、香港“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中國科學院技術與進步特等獎等。